怀念吴小龙

　　吴小龙先生（本刊作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于２００６年１１月因病逝世，年仅５１岁。

吴小龙作为教师，传道、授业、解惑是其本职，治学、求真、立言乃其所愿，故他无私育人、淡泊名利、严谨治学，应该是求仁得

近些年来，曾在本刊上发表文章的思想者王小波、萧亮中、牧惠、何家栋等先后离我们而去，现在正当英年的吴小龙也怀着“少年中国”的理想，在天国与他们相会。逝者已矣，来者可追。为了表达对吴小龙的哀悼，本刊特选编下面的文章以为纪念。

编者 　

追忆恩师

龙行天下

还记得０４年的那个落寞的秋天，带着一种莫名的无助与失望，我踏进了中青院这个不大的校园。依稀记得当时对于大学生活充满了茫然，更不知道如何去学习，如何去做人。

大一选课的时候，室友怂恿我选了吴老师的《中国通史》，也许是上天注定了这份缘分，抽签的时候我居然顺利的抽中了这门爆满的课程，虽然是一名理科生，但是对于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我自恃平时脑子好使，又比较喜欢看历史书，其实并不是十分的放在心上。第一堂课的时候，我还记得，当时的１３１８教室挤满了人，大家坐的很整齐，甚至还有我认识的一些师兄也来听课，这让我有点吃惊――究竟讲课的是个什么样的老师呢？

小龙老师就在上课前几分钟走进教室了，虽然他个子不高，穿着也很朴素，但是当他开始讲课之后，我就明白了究竟是什么原因这门课吸引了这么多的同学。老师身上那种儒雅的气息和他渊博的知识让我很佩服，而他对学术一丝不苟的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善于质疑权威的钻研精神更是让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学者的风范。

以后的每堂课我都会早早的来到教室，为的是能够在上课前抢到第一排正对老师的位置，这样有了问题就可以直接请教老师了。吴老师也很热心，每次下课大家有问题的时候，不论是不是与课程本身有关，他都耐心的解答着，那种感觉就像父母在倾听自己孩子的问题一样。

我与老师的交往始于一次偶然，记得讲到汉代历史的时候，老师在讲课的时候的一个问题我顺口就插了一句，当时觉得很冒失，不想老师只是笑笑，同时送来了一束赞许的目光。下课后，老师来到我桌前翻看我所记的笔记，还指出了我笔记中缺漏的地方和有问题的地方。闲聊中老师得知我是理科生，有点惊讶，不过看得出老师对于我的回答还是满意的。老师推荐的几本书，课下我囫囵吞枣的通读了，虽然不是很明白，但觉得老师既然推荐就有道理，后来才发现其实大有裨益，至今仍然受益匪浅。

想想半年的课程中，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老师的笑容了。老师的笑容有种特殊的感染力，能感染每一个上课的人，让人不得不深深的吸引到课程的内容中来。至今还记得老师笑起来的样子，他笑眯眯的看着大家，仿佛看着满堂的儿女，我想那个时候老师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吧。

虽然老师讲的是和我课程不太相关的历史，但是这门课当时却是我上的最认真的一门课了，大一的上个学期，很多课程我都逃过课，包括很多重要的必修课，但是唯独只有吴老师的《中国通史》，一小节也没有拉过，甚至没有迟到过一次。考试之前，我到图书馆找了一大堆的参考书，抱到了考场上。我甚至还记得监考老师当时的那种诧异的眼神，因为似乎开卷考试从来也没有人抱着那么厚的一摞书来考试的。考试虽然不是胸有成竹，但是想想当时似乎也没有对不起老师的谆谆教诲。

想想吴老师教给我们的是什么？仅仅是历史吗？不！老师教给我们的东西远比知识本身重要的多啊。治学的精神、做人的态度，还有为人处世的道理，就在老师笑眯眯的授课过程中不知不觉的渗透到了我们的精神。一个真正的学者，就应该像吴老师这样，不仅仅是把单纯的知识传递给学生，因为如果那样的话，知识是没有生命的知识，是死的知识，只有用自己的言传身教，把自己的人生阅历和所感所悟与学生分享，才能传递给学生有生命的、活的知识。

上完了《中国通史》的课之后，再看到吴老师的机会就很少了，但是每次看到老师我都会主动去打招呼，而老师每次都是微笑着向我点头，虽然他可能不会记得我是谁，不会记得我的名字，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尊敬一个我值得尊敬的人，是理所当然的。

再之后就看到了小龙老师住院的消息，看到了之后心里很沉重，想为老师捐款，但是看到了吴老师入院前的要求，又没有办法，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心里默默的祈祷，祈祷老师能够早日康复。

然而噩耗来得让我们大家都感觉很突然，真的，很突然，让我们感到生命总是这样的脆弱，让我们感叹为什么总是天妒英才。中午打开电脑，看到了悼念的帖子，突然有种想哭的感觉，我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把这个帖子置顶的，但整整一个中午我都面对着论坛的页面怅然若失。

凭心而论，做了十五年的学生，遇到的老师很多，遇到的好老师也不少，但是遇到能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老师却屈指可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用《史记・孔子世家》里的这段话来形容吴老师一点都不过分，至少在当今纷纷扰扰的校园，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太需要像吴老师这样的老师，这样的学者，这样的一个堂堂的“人”。

（摘自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论坛）

片断与细节

流浪琴手

离开的脚步渐渐安详了，像驶向八宝山殡仪馆的车，还有窗外投进的光……这光真像神话，就这么自然地进了你的心，人的心这时候多需要这样的光啊。

突如其来的降温夹带四到五级偏北风，来势凶猛。车大概走了不到一个钟头，想想，我有些日子没有出学校了，外面居然变化很大，不觉就想说：更新真快啊。车里空气很凝重。来北京第一次坐这么安静的车。眼睛累了，我干脆闭上。

……

“你坐下吧，”厚厚的镜片下眼神安详。

“我……这是历史的必然性……可是……”我没有口吃，也不结巴，可这时候脸烫得厉害，竟然不知所云了。没料到，第一次回答老师的提问就语无伦次，心中很难受。

……

“老师，我最近感觉很痛苦，许多问题都找不到恰当的答案。还有，课堂上回答问题也捉襟见肘，今天我本来还想说的，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说下去，敬畏完全写在了脸上。

“哦，我注意到你了，你听课很认真，但要注意自己回答问题的思路，去图书馆借一本‘历史的偶然性’方面的书看看，对你会有帮助。”他淡淡地微笑，随口说了几句，对我来说，这微笑立刻就安抚了我躁动又充满疑惑的心，那厚厚的镜片背后暖暖的目光，在这秋冬时节让我这离家千里之外的学子心底漾起一层暖浪。

一时间，我徜徉在学科史课堂上老师讲述的大学之中。陈寅恪、王国维、胡适、鲁迅……燕园、沙滩红楼、水木清华……一个刚刚进大学校门的学生总还怀着憧憬与梦想，突然被释放的身心，有一点点感觉就想要起飞，尽管他们懵懂于现实，无知于社会。

“痛苦，说明你在思考。大学是一个孕育自由精神的地方，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多读书，多思考。有什么疑惑可以发信件给我，要明白，这痛苦是别人无法替代的，要多反思，不断丰富自我，才能不断进步。”

从教学楼穿过狭长的过道就到了食堂，他似乎还有话要说，却欲言又止。我若有所思……而这竟成了我与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单独交流。他在我笔记本上写下了自己的邮件地址，而后就去了教工餐厅。我也习惯性地朝清真餐厅方向走去。现在还记得清楚，转头的瞬间，我看到他面带淡淡的笑容。

他，一个普通的大学老师，在我的记忆中，留下无法磨掉的痕迹的老师。说来，在到学校之前我就认识了先生。得知自己要去那里，就提前在校园网上了解学校信息，无意中在中文系网站上看到了先生的姓名和电子邮箱地址，即以一个大一新生的身份发了一份邮件给他，先生回复了，我们算相识了。后来，在中文系的网站上看到中文系男老师合影，一个个子不高，目光温暖而深邃的人吸引了我，虽然不知道他是谁。来了学校后名才算真正认识了他――带我们“中国近代史专题”的吴小龙老师。

大学一年级上半期一晃就过去了。在飘落的雪花中，又一站梦的驿旅结束了。先生所教授的“中国近代史专题”也早早结了课，考了试。而我与先生在之后的日子里，也只几次碰面打个招呼，便匆匆走开。新学期开了新课程，涉及历史和哲学方面的话题少了很多，记着先生邮箱地址的笔记本也被我整理到了抽屉里，在这期间我给先生发过一封电子邮件，内容是我的一篇习作。成立风入古文学社的时候本打算找先生，但听同学们在说先生身体不适，便作罢。再后来，选学年论文时，我就近选了文学概论老师的题目，便又与先生擦肩而过。暑假中，先生病倒，在住院期间，我看望他时，先生已经不能言语，我们只有静静地望着病床上躺着的他，对这个世界似乎已经没有知觉的他。在与病魔的较量中，他已然骨瘦如柴，始终都没有睁开眼睛，直到我们静静地离开也没有。两位女同学当时就哭了，而我一个人把头仰得老高，北京的天，黄昏时候，看不到星星，而那天我看到了月亮，而且被放的老大。这大概是我与先生的最后一面了。

又是一年秋风起，二年级的我静静地站在我敬仰的先生遗体前，鞠最后一躬，送最后一程。有人哭了，很早就有人哭了，不过只是抹眼泪，没有声音……

秋风瑟瑟。

（摘自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论坛）

愿你在天国与“少中”诸公相会

卢晓蓉

这些日子以来，我的案头始终摆放着一本刚刚出版的新书。凝神注目之间，似乎还能嗅到它散发出来的油墨的清香。书的封面设计素净而别致，两张老照片明暗相间地套叠在一起，书中人物仿佛呼之欲出。书的排版和印刷也相当考究，连平日出版物中常见的错别字亦很少见到。看来，出版商和责任编辑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书是上海三联书店出的，作者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副教授吴小龙。我等候这本书足足已有五个年头，现在终于盼到了它。可惜书到作者手上的时候，他已身患晚期癌症处于弥留之中。

大约在七八年前，我在职业生涯接近尾声时，有了一些时间来搜集我祖父卢作孚的资料并开始了对他的研究。在此过程中，我第一次接触到“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名词，进而对五四时期这个名噪一时的进步青年组织有了些许了解。这个偶然发现，就像一道电光激活了我的大脑细胞，使我在与祖父有关的庞杂浩繁的生平资料中，找到一条首尾相接的线索，发现了在他传奇人生的背后蕴藏着的驱动力。“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运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这个极具“五四”特色的“少中”宗旨，不正是祖父一生所恪守的行动纲领吗？而“少中”的八字信条：“奋斗、实践、坚忍、俭朴”，则更是渗透到了他的骨髓之中。于是我在一篇忆述祖父早期生涯的文章《奋飞的起点》中，以“吸纳进步思想，参加少年中国学会，选定奋飞的道路”为题，单辟一节，试图探讨少年中国学会与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现代化先驱卢作孚之间的关系。原本我还想沿着这条线索，继续深入研究下去，找出更多具有说服力的论据，并追索“少中”其他成员的踪迹，可是却苦于资料缺乏，无师可从，只好半途停顿。

又过了两年，大约在２００１年夏秋时分，我偶然从一本杂志上读到了署名为吴小龙的作者写的一篇文章《毛泽东与少年中国学会》，顿时兴味盎然地一口气读完。尽管其中仅在一段文字的末尾，出现过我祖父的名字，却仍然让我激动不已。这段文字，或许可以揭示吴小龙甘冒“一厢情愿”的风险，勇“向兴亡事里寻”，醉心于“少中”研究十余年而不悔的原始动因：

这个学会是“五四”时期一个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分布最广、时间最长的全国性青年社团，几乎积聚了全国各地、各青年社团的精英分子。它筹组于“五四”前一年，成立于“五四”后一个多月，发起人是王光祈、曾琦、李大钊、周太玄、陈?、张梦九、雷宝菁七人。在它的会员中，为国人所熟悉的，还有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沈泽民、高君宇、刘仁静、赵世炎、张闻天、黄日葵；成为青年党的有左舜生、李璜（这两人与曾琦并称青年党的曾、左、李）、余家菊、陈启天；先为中共，后为国民党的有周佛海；科学、教育、文化界的更多，著名的有：杨钟健、舒新城、朱自清、宗白华、田汉、张申府、许德珩、易君左、郑伯奇、李初梨、李?人、方东美、周炳林、康白情、恽震等人，甚至还有四十年代的中国船王卢作孚。光是看到这样一些人，曾经聚在同一个学会里，就足以叫我们惊奇了，再想想他们后来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就更令人惊叹……以至于四十年代时就有一种说法：当今中国，已成“少年中国学会”的天下了。我在翻阅当时的书刊时见到这句话，不禁大吃一惊：这一段辉煌，后来可是给抹得干干净净、遮得严严实实的啊。

因为有了这样的“惊奇”、这样的“惊叹”，这样的“大吃一惊”，就促使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要把“少中”从历史的尘埃中发掘出来，还原其“全貌”的艰难路程，我不由对这位作者肃然起敬。也正是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我得知吴小龙在２００１年５月１５日，积其九年的研究成果，写完了《少年中国学会研究》。“少中”在沉寂七十多年以后，竟然还有学者在研究，并且还写出了专著。我就像一个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的独行者，突然得知前边不远处有一位热情的向导在等着我似地惊喜万分，于是便开始急切地寻觅这本书和这本书的作者吴小龙。但是，在我寻遍了北京、上海的大小书店以后，却陷入了深深的失望。偌大的书海，不仅找不到吴小龙的《少年中国学会研究》，甚至与“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关键词有关的任何书籍都没有！

２００２年初，作家出版社推出了上海作家金雨时、朱如月合著的卢作孚评传《紫雾》。该书的责任编辑潘婧，邀请几位专家学者为《紫雾》撰写评论文章，其中一位名叫吴小龙。当我弄清了此吴小龙即彼吴小龙之后，真切地体验到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快慰。从那以后，我们便因“少中”而建立了联系，也曾在京城聚会过几次。小龙的工作很忙，身体也不十分好，以至于我每次向他发出邀请，都有些犹豫不决。但他只要没课，都一定会赶来参加。２００３年４月，我祖父的家乡重庆合川和他当年从事乡村建设试验的北碚，为纪念他１１０周年诞辰举行系列活动。小龙得知后，主动要求自费前往，并且一个不拉地参加了所有的活动。会后，东道主安排参观游览，他却去了图书馆、档案馆；我们一行人离渝回京，他却只身去成都收集资料，一呆就是好几天。他曾对我感叹：“没想到‘少中’成员中有这么多四川人，几乎占了四分之一。”“在‘少中’的七位创始人中，四川人就有六个（张梦九、雷宝菁二人原籍山西，但都出生于四川。参见吴小龙《少年中国学会研究》第２８页）！”莫非“爱屋及乌”，出生在东海之滨的他，也迷恋上了西南一隅的四川？

小龙平时说话不多，言行举止谦和低调。可是，说起“少中”来却滔滔不绝。还是那次去重庆，有一次大家一起吃饭，小龙有点不好意思地征求我的意见，想挨着我的父亲坐，为的是“好向老人家请教一些问题。”席间，老少两代无拘无束相谈甚欢。直到现在，我将近米寿的父亲还记得这位颇有谦谦君子风度的青年学者。听说他去世的消息，老人家忍不住心中的悲痛红了眼圈。

在那次纪念活动期间，我们一起参加了西南师范大学（现改名为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举办的“卢作孚社会改革实践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研讨会。吴小龙在会上侃侃而谈：“卢作孚先生对于中国的救国的根本道路，有着他独特的思考，他认为‘政治问题不是可以大刀阔斧解决的。因为政治上主要的是建设问题，是建设秩序问题。国家虽大，其建设秩序的工作细致，乃与个人生活秩序是一样细致的。分析起来，都是一点一滴的问题，不是大刀阔斧的问题。合无数一点一滴以成一桩事业的系统，合无数事业以成一个地方的系统，最后乃成一个国家的系统。’所以他反对‘用强迫手段急剧地改革社会某方面的问题’，主张以踏踏实实的建设工作来积累物质和文化资源，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他还指出：“卢作孚在城乡关系、教育、卫生、经济发展等方面都有一些相当超前的见解和实践，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吴小龙对卢作孚思想和实践的独特解读，得到了与会人士的普遍认同。后来他将这篇发言稿补充整理成一篇文章《卢作孚的思想遗产》，并把它作为“少中”会员的个案，附在了《少年中国学会研究》的书后。

其实，活跃在吴小龙脑子里的“少中”人物又何止卢作孚一个。他曾经满怀信心地对我说，他有一个宏大的写作计划，打算为一批有代表性的“少中”人物谋篇立传，书名暂定为《魂系少年中国――少年中国学会人物群像》。他为此而开列了一份长长的目录，其中有囊括了“少中”七位创始人的《魂系中国，情寄音诗――少中学会的发起人王光祈》《深思沉着、稳如泰山――少中学会的精神领袖李大钊》《热忱的实干家――陈愚生》《终生献身科学的周无》《终生献身教育的张尚龄》《东渡扶桑，赍志而没的雷宝菁》和《书生办党，回天无力――曾琦》。也有后来成为共产党领袖的《青年运动的先驱――恽代英》《雄才大略的“普通会员”毛泽东》《从文学青年到党的“总书记”――张闻天》《从塞纳河到黄浦江――第三次上海工人起义的领导者赵世炎》和后来成为青年党领袖的《问学问政的“学钝室”――李璜》《万竹楼上的史家――左舜生》；还有在教育、科学、文学、经济等不同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从五四青年到考试院长――杨亮功》《历史风雨中的“三叶草”――宗白华、田汉、郭沫若》《从土木工程学生到“首都市长”――沈怡》《文章师表，气节楷模――朱自清》《波澜壮阔的“大波”――文学家李?人》以及《实业救国，力拯民生――中国“船王”卢作孚》等等。这是一串何等耀眼的明珠，又是一部何等激越轩昂、壮阔跌宕的命运交响乐！可惜的是，被教学和各种重负占据了大部分时间的吴小龙，还来不及实现他的写作计划，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他去世的时候才５１岁，正当干事业的好年华。

我第一次见到吴小龙，就迫不及待地向他打听，在哪里可以买到他的《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他无可奈何地笑笑说“还没有出版呢”，却没有告诉我个中的原因。２００６年初，我先生严家炎为了搞清楚“少中”会员、诗人康白情的卒年，向吴小龙请教。他很快就打来电话告知了正确的年份。我接过电话向他表示感谢，他用比往常更为开心的语调笑答：“不用谢，我还要感谢你们呢。我的书快要出版了，到时候会送给你们的。”听了他的话，我也为这本待产五年、梦寐以求的书即将面世而感到格外高兴。可万万没有想到是，小龙这句话竟成了他留给我的“绝音”。当我得到他病重的消息，赶往医院看望时，他已昏迷不醒。出版社刚送到的新书《少年中国学会研究》，就放在距他咫尺之遥的床头柜上，他却再也无法睁开眼睛，欣赏这部心血之作了。直到最近读了他为这本书写的《跋》之后，我才知道该书迟迟未能出版，原来是受到出版经费的困扰和一位“南方先生”剽窃成果的双重牵制。在小龙的追悼会上，我忍不住问他的弟弟吴小山，小龙当初出书遇到经费困难，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让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小山哽咽着说：“我哥就是那样的人，不愿给朋友添麻烦。”而对于那位忘恩负义的“南方先生”，小龙既没诉诸法律，也没庭下索赔，而是选择了宽容：“大家混口饭也都不容易，委屈一日三餐要吃饭的人，莫如委屈一下学术吧。这么一想，我也释然，大可不必愤世嫉俗了。”如果经费问题早一点解决，如果那位“南方先生”良心未泯，小龙是可以亲眼看见这部书的啊，现在一切都晚了！

然而，永远也不晚的，是小龙那颗与“少中”先贤们一样的闪亮的心，是那份执著于把“抹得干干净净、遮得严严实实”的“少中”历史昭示于天下的真挚的情。追悼会上，送别小龙的队伍有数百人之多，在他的灵堂前排起了长龙。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师生们含着眼泪说，吴老师讲课很有吸引力，大家都很怀念他，他们学校正掀起“远学孟二冬，近学吴小龙”的热潮。已在学术上独树一帜、声名不菲的吴小龙，生前住的房子还是学校分配给他的过渡房，“形单影只”地与他钟爱的书籍和资料共处一室。长年坚守冷门研究的他，收入不算宽裕，可是对于弟弟小山的生活学习，对于亲戚朋友的经济困难，他总是慷慨解囊有求必应。小龙病重住院四个月期间，小山朝夕相伴在他身旁，以弥补自己平时照顾哥哥不够的歉意。在小龙陷于昏迷的两个月里，小山也不离左右，为的是每天都能看见亲爱的哥哥。小龙的女友告诉我：“小龙研究‘少中’，自己也学习‘少中’，时时处处以‘少中’为榜样，仿佛都变成了‘少中’人。”生前来不及留下一句遗嘱的吴小龙，在《少年中国学会研究》的结尾处留下了他在人间最后的心愿：

把这本书印出来，就算是我对“少中”朋友们的一个交代，也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吧。或许，我得离开这个题目一段时间了。此时此刻，不禁想起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王光祈《去国辞》里的几句：

“山之崖，海之湄，与我少年中国短别离；短别离，常相忆！……”

也许，这个课题有它的局限性，“少年中国学会”有它的局限性，但，我对它倾注过感情，我对此永远不会忘记。

２００５年７月６日凌晨三点

于京西万寿寺

小龙，现在你可以坦坦荡荡地，带着你的书，带着你的深情和厚意，去和你的“少中”朋友们相会了。他们都在天堂的门口迎接你呢，那其中一定也有我的祖父。

时代舞台上的冷静的观察者

笑 蜀

我是三年前在重庆北碚举行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认识吴小龙先生的。他专治少年中国学会历史，尤其从思想史角度，这正好是我一度涉猎的。而他对我几年前出版的两本书也一直非常关注。所以我们共同语言不少。更吸引我的是他的性格，平易、爽朗而不乏幽默感。我们一见如故，从此就成了好朋友。

那时的吴小龙，看上去很壮实。但不曾想，仅仅过了两年，我们在北京大柳树南站的一家小饭馆见面时，他已显得清癯而疲惫。我略感诧异，但总以为是过度劳累所致，没有也不可能往别的方面去想。

所以，当我突然接到一位朋友的ＥＭＡＩＬ，主题竟是“吴小龙去世”，不禁大为惊惶：应该是别的吴小龙吧？不会是我的朋友吴小龙吧？

但展开邮件正文，我已无语。的确就是他，的确就是那个朴实无华的吴小龙，那个温良敦厚的吴小龙，那个见面不多、但每次见面都让人如坐春风的吴小龙。

他竟然就这样悄悄地走了，一如他平时的低调。他才５１岁呀！他的学术长河才刚刚开始向大地奔涌呀，他的思想绿叶才刚刚开始向天空舒展呀！他怎么能遽然而去，甚至，来不及跟他一鞠躬？

在这个和暖的秋日里，我突然感到一丝淡淡的寒意，一缕隐隐的伤痛。

这是一个声嘶力竭的时代，这是一个旌旗乱舞的时代。时代的列车据说座位有限，只有不惜一切手段抢到了座位的人，才会是未来的选民，才会有荣华富贵。被时代列车抛弃的恐惧，因此成了诸多自命精英的聪明人的头号梦魇。为了摆脱这个梦魇，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民主，自由，公正；科学，打假，基督教，一切好听的名词，都被当作名利场。于是争抢风头，真不真诚不重要，需要就是一切，生命不息，出位不止。

处于这样的狂乱之中而不为其所迷，不为其所裹胁，无欲无求，从容淡定，在时代的舞台上做冷静的观察者，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这需要自信，需要看的开。在我看来，吴小龙正是这样自信的人，这样看的开的人。任尔东南西北风，他几十年兀自独立，在历史的烟海中默默地爬梳，默默地问切时代的脉搏。一个真正隐于市的大隐！

有的人，可能一生中只见过几次面，却让你从此记住了他，每每想起他，心里都觉得塌实。有的人，在世的时候你不觉得，但等到他哪一天撒手而去，你才会突然发现，你的精神的天空，竟因此而残缺。吴小龙就是这样的人。他的无欲无求，他的从容淡定，非但没有抹杀他的价值，反而使他脱颖而出。他不是一个名人，但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充满了人性温暖的人。不求另类而另类，那么清新雅致，那么卓尔不凡。

行文至此，突然大惑。中国人是相信因果律的，是相信好人有好报的。吴小龙这么好的一个人，却英年而逝，难道报应就应该是这样的吗？但是，或许这于吴小龙是福而不是祸――世道多难，或许上苍不忍让吴小龙这样的好人在人间过多受难，而要他早点超度，早到天堂安息，亦未可知？好人往往命不长，或许可以从这样的角度解释？

寂寞书生路

潘 婧

我们可以说是因书相识。

认识吴小龙，是因为我的《抒情年代》。他从我的一个朋友那里读了这本书，很喜欢，想写一篇评论，于是和我通了电话。毕竟是学历史的，他对书中的背景部分很感兴趣。的确，在我写《抒情年代》的时候，我试图以个人的角度，以我所认为是更接近真实的样貌重述那一段被遮蔽的历史（或文学史）。后来他在《回望抒情年代》中写道：

当现实还未成为历史时，人们看到的常常是亲历者所纠缠和身陷其中的“平庸的龃龉与琐碎”，而当它进入历史之后，这琐碎的一切就隐退了，朦胧中的一切就带上了光环，以致于能够让亲历者重新瞥见它们时都感到惊异和欣喜。“文革”发动者那一代人的辉煌历史不就是这么形成的吗？而朦胧诗这一代人，由于最终未能占领主流话语的阵地，所以其经历就介乎两者之间：已非“经历”，却未成为神圣化的“历史”；而未进入“历史”的“经历”，是注定要与它的种种琐碎一起湮灭的。于是，“拯救写作”就成为一种切望。

这是历史学家的解读，这也是我们接近的地方：企图打捞被湮没的沙砾，即使是徒劳的。

在电话里，我们渐渐地熟识，他的略带闽南腔的声音诚挚而敦厚，断断续续，约有一年的时间，我们似乎已经是老朋友了，却一直没有见过面。后来见面是缘于另一本书，即我编辑的《卢作孚评传》（雨时、如月著）。在我拿到这部书稿之前，我对这位在民国时期曾经名声煊赫，由于其卓越的才能和非凡的品格而被国共两党双方推崇，被梁漱溟称为可与古代圣贤相比的伟人一无所知。他在１９５２年的非正常死亡，使他在主流话语中成为一个尴尬的，不得不回避的话题。于是，一个原本不应该被忘记的人被几十年的权力话语遮蔽，同时被掩埋的还有一些历史事件的枝枝杈杈。作者雨时说，写卢作孚评传的过程对于他就像一次精神的洗礼；对于我，阅读这本传记的感觉也是如此。从某种角度说，一个民族留在记忆中的历史人物代表了这个民族的精神价值的取向，难道占据我们的精神活动的舞台上的就只有那些嗜血的帝王将相吗？卢作孚是一个崇尚建设与精神的人，在如今的商业社会中，他仍旧是寂寞的。在我周围的作家与学者群中，知道卢作孚的人寥寥无几。卢作孚先生的孙女卢晓蓉在电话里说她一直在寻找一个研究“少年中国学会”的叫吴小龙的人（卢作孚早年是“少中”的成员）。正巧，或者说，这世界真的很小。在晓蓉的召集下，我们在友谊宾馆见了面。那次在座的还有做记录片的小白，他在筹拍一个关于卢作孚的专题片。就这样，我们几个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吴小龙，他的容貌比他的声音似更温厚。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是不合潮流的事情；在喧嚣的传媒声中，我们的声音是喑哑的。

当年的“少年中国学会”聚集了后来在各个领域主宰中国的精英以及英年早逝的悲剧英雄，但是，这一段青春恣肆的辉煌历史由于不适合某种叙事格局而不被述说。可以想见，这其中的某种情愫唤起了吴小龙持久的激情，以致他把“少中”作为主要研究课题。在以娱乐精神为时尚的今天，这当然又是一件寂寞的事情。跑遍全国的图书馆查阅资料，自掏腰包实地采访。九年磨一剑。待到书稿杀青，又因缺少资金延迟出版；直到他病重，直到千辛万苦搜集来的资料被他人剽窃。我和晓蓉去医院探望时，他已陷入深度昏迷，那本〈少年中国学会研究〉和晓蓉精心挑选的花篮放在他的床前，但是他再也看不见了。

吴小龙的早逝令人格外痛心。在一种僵硬的教育体制下，我们必须经历一番蝉蜕一般的挣扎，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思想道路，我们的成熟期因此被延迟。五十岁，正是创作的高峰期，却是壮志未酬。听到他病重的消息，我格外的痛心，还因为他生前的寂寞。直到我看到追悼会上他的那么多的学生，看到那些稚气的面孔和他们发自内心的哀伤，才略感欣慰。

他的道路是寂寞的，但是浮光掠影的繁华之后，他的书会长存。

又一个书斋空了

何 蜀

《博览群书》２００６年第９期发表了吴小龙的《我有迷魂招不得》。我知道这是编辑部为了表示对小龙的敬重而特意发表的。因为这时，小龙已经因脑癌晚期而在医院昏迷一个多月了。这应该是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而这文章的题目又刚好道出了他当时的生命状态。

我和小龙相识于２００３年春。他来重庆出席卢作孚研讨会。我们一见如故。特别是谈起对“文革”历史的研究，他也有很大兴趣，已经作了多年的准备，用他的话说是一直在“打外围仗”。我就一直盼着他早日把精力投入到这方面来。他的一些文章我早已读过，此后我见到有他名字的文章就更要先睹为快。

小龙写作很勤，不断有新作发表。读他的文章，我总有一个感觉：他怎么能读那么多的书，记住那么多的事，熟悉那么多的史料？从古代、近代到现、当代，从国内到国外，他总能从一些人们习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进程中看出被忽略的细节，而且信手拈来，悟出给人启迪的新意。

在小龙的文章中，不时会出现一些表现形单影只的文字，如：

这是暮春４月的一个风雨天。我一早就独自来到了位于重庆北碚的梅花山麓……也许是天气的缘故吧，修葺一新的陵园大门紧闭着，陵园里没有一个游人或谒墓者。工作人员为我这唯一的来访者开了门，售了票，打开了陈列室的灯，让我独自在室内从头到尾几遍徘徊逡巡。（《谒张自忠墓》）

大年初一清晨的北京街道上，昨夜的硝烟已经散尽，留在地上的是零落的红色纸屑。行人和车流都还不多，我……????又到了颐和园。（《狗年初一》）

一只银鸥悠闲地在湖面上飞着，又顺着昆玉河飞出公园，但顺河西飞不多远，就立刻又折返回来――它看来很知道自己的界限，不想去那车水马龙的三环路上自找没趣。

渐渐昏暗的暮色中，可以看到林雾在慢慢升起。一只布谷鸟叫着飞过，那略带沙哑的叫声显得分外孤寂……（《雨后紫竹院――知弈庐漫步》）

这些文字都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孤独感。我想，小龙的这种孤独感，应该是文化思想上的，是那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荷戟独彷徨”式的孤独感。他在《细节的警示》一书的序中，列举了一些近现代文化思想史上的风云人物之后，感慨万千地写道：“在那巨浪排空、奔涌前去的时潮中，那些各领风骚的弄潮儿（乃至对抗者）都展示了何等魅力炫人的风貌！……你还能在我们周围找到这些意气风发、神采飞扬、纵性任情，又在民族的历史文化上留下了一笔的人物吗？在经历了我们那极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和商业文化的独断的笼罩和洗礼后，你还能指望自己成为一个如此有声有色的人，拥有一个如此绚丽多彩的生命历程吗？”

小龙曾多次表露过想要离开京城的意愿。他在病重前发表的《狗年初一》一文中，就明白写道：“这些年，自己老是不时萌发离开北京的想法，但是又似乎有点舍不得。这儿，毕竟是个‘文化古都’――虽然它的古都文化实际已经所剩无几……已经成了我们应该相当费力地去寻找的东西了。至于环绕着我们的环境中，能感受到的只有花团锦簇、灯红酒绿的商业文化。”其实，使他感到格格不入的不仅是商业文化，更有那些大量制造文字垃圾的“官场文化”、“职称文化”……他想摆脱这样的环境，到一个更清静的环境里去更专注地研究学问。

小龙性情温和，在谈到自己的不满，发牢骚的时候，也从不慷慨激昂。他对人对事都很真诚，有一颗赤子之心。有一次，我给他谈到我的一篇文章中有一整节被某高校一年轻教师一字不改地从网上下载抄袭当作其自己作品发表的事。他也告诉我，有一个外地高校的年轻人，为了写论文，通过他的朋友找到他“请教”，他毫无防备地把自己尚未出版的著作电子文本全部发给那人参考，结果那人竟大段大段地抄进了自己的“论文”里，告诉他：“对不起，我把你的……”他无言以对。更令他气恼的是那人竟抢先把那“论文”出版了。而他自己这本多年心血写成的论文，直到他去世之前才得以出版。他曾感慨地说：“以后的人看了我们这两本书的出版时间，还不知到底是谁抄谁的呢……”

正如一个朋友评价的，小龙是个真正隐于市的大隐。他的居住环境并不算好。他曾对我说，他的住地旁边连一个散步的地方都难找，要么就得走老远。学校的校园小，操场和周边的林荫道又常被学生们占满，他常常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独自下楼去散散步，而且为了避免与不时碰上的同事或学生不停打招呼影响思考，他只得埋着头，目不旁视。他自嘲说：“学生们看到我这样子，一定会认为吴老师又失恋了。”

小龙身上流露出来的那种书卷气，那种不屑于追逐那些被不少人看得很重的市俗流行价值而洁身自好的品性，使我觉得他是现在已经很少的“书斋学者”。我给一些不认识他的朋友介绍他时都称他为“典型的书斋学者”，但他又决不是那种不谙世事的书呆子。２００６年３月底，我们在北京参加几位朋友发起的民间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会议在城外远郊一个安静的地方举行，我和小龙住同一个房间。晚上要走一段没有路灯的夜路到另一处去吃饭，虽是没有坡坎的大马路，但他知道我视力很差，还是小心地扶着我。他知道我有好多年没到过北京，而且很长时间没有出差的机会，就担心我不会使用现在宾馆的那些盥洗用具，在刚到宾馆那天晚上，饭后回到住地，他说要出去散一会儿步，叫我先漱洗，并十分细心地给我讲各种盥洗用具怎么使用，牙膏的封口怎样用牙膏盖倒过来戳破，冷热水怎么开等等，讲了还不放心，对我说：“我就站在门外，等你开好了冷热水我才出去。”会议结束后，我跟他一起回城，但他怕我不熟悉道路，不好找到借宿的地方，一定要把我送到了住地才回家，又怕我独自在外找地方吃晚餐不方便，特地带我到一家特色饭馆去吃饭。饭后结账时，我抢先把钱递给营业员付了账，他也不跟我争，只是在营业员走后微笑着对我说：“你犯了个错误。”我感到不解。他解释说：“争着付账往往会出错。怎么也得把账单拿过来看看，即使看不明白也得装着样子看……”然后他就去把账单要过来，仔细审看了一番，果然发现多收了我们一个菜的钱（点菜时点了但后来没有上，我俩只顾谈话都没注意到）。从这些小事上可以看出，他其实对世事是很了解很明白的，只是不愿让自己也变得世俗罢了。

这次研讨会后，我把自己近十年间所写的有关历史方面的文章汇编到一起，打算出一本书，经一位热心朋友介绍，与一家出版公司签好了合同。我请小龙给我写序。他读了我发去的那些文章（有的他已经读过），很快就写好了，他在文中指出：“‘文革’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年了。但在这四十年里，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时代，始终在自觉地掩饰和遗忘这一段历史。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曾经有过对这段历史进行批判和清算的尝试，但很快鸣金收兵了，并且大踏步后退……这个倒退令人深思。我们习惯于对别人大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是对‘文革’这个我们自己的‘前事’，却一直在自觉地或被迫地回避对它的思考。遗忘，在我们这里成了一种共识。因此我们现在除了少得可怜的某些口径一致的出版物，和某些前政治要人的‘回忆录’之外，几乎没有可供‘文革’史的研究使用的可靠的材料。”“一个对自己的罪错不作忏悔的个人是可耻的个人，一个对其国家罪错不作反省的国家是可悲的国家，一个对其历史进程中的挫折和失误不接受教训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反省和忏悔的重要性在于向世人昭告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不对自己历史进行反省，这个民族就最终不能够融入世界进步的主潮，我们就始终自外于世界文明国家之林。当然，对此，在这样条件下进行‘文革’史研究的学者们是无法承担责任的。但他们还是把这个责任担在了自己的肩膀上。”他在修订完后给我的邮件里说：“落款的日子写了４月２６日，一是因为初稿是那天起草的，二是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写下这个日子，也是对自己的责任的一种自我督促。”

我很欣赏他写的这篇序，但我这本书却因“可以理解的原因”而出版无期，小龙的序也就被束之高阁了。等到今后书得以出版时，他这篇序就要算他最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了。

如今，那支健笔永远停下了，那个书斋人去楼空了。他已经准备按计划进行的《毛泽东与文革》的研究，只在研讨会上作了扼要的发言，还没有正式开始写作。他经我介绍和另一位友人合作对“文革”初期若干重要文献进行重新诠释的写作计划，也才刚刚开头。他还有就俄罗斯问题写一组文章的计划……

听说小龙最后留下了一声叹息，这是一声轻松的、解脱的叹息，是一声无奈的、沉重的叹息，还是……也许没有人能够知道。但是他那使人感到温暖的微笑，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成为一种鞭策的力量。

吴小龙的“细节”及其“警示”

杨慧林

吴小龙是我的好友，也是一位未曾暴得大名但是非常出色的学者。他突然因患脑癌住院时，我恰好远在他乡。而待我回到北京，小龙已不能如其在人大的陋室、在圆明园的土坯房、在挂甲屯的小院子那样，将早已被遗忘、早已被边缘化的故事娓娓道来。

小龙治学，最重细节。无论是对“少年中国学会”的开创性研究、对中国近代思想的独特梳理，细节都是他一贯的关注。他甚至用一部著作的题目来提醒我们：“细节”中包括着“警示”。如今小龙的朋友们相约，以各自的文字延续他没有讲完的话题。于是我再次想到了得益于小龙的一些细节。

小龙曾就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的纠葛作过极具启发性的讨论，其中引用的一组数字特别耐人寻味：在１９２４年可资查考的大约９０篇“非基督教”文章中，批评《圣经》的只有１篇，批评耶稣的３篇，批评教会的５篇，批评基督徒的１１篇，其他一般性的批评共为３４篇，而专门针对基督教教育的批评则有３６篇。（吴小龙《细节的警示》，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１４～１１５页）

为什么教育会在“非基督教运动”中成为众矢之的？此种情形的直接原因当然在于当时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不过从今天的角度看，这组数字的启示远不只如此。

“教会大学曾经是中国新式高等教育的先驱”，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基督教会以教会大学“作为传教媒介”的初衷当然也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于：基于对受众和“目的文化”的不同理解，以齐鲁大学（山东基督教大学）和圣约翰大学为代表的早期教会大学选择了全然不同的教学模式。这两种教学模式的区别，首先体现于作为不同授课语言的汉语或者英语。如果说“我们只能在语言中理解，而不是理解语言”，那么沿着吴小龙的提示进一步追溯历史，对照我们今天的教育仍可作为警示。

在齐鲁大学（山东基督教大学）逐渐形成之前，参与办学的传教士就将汉语确定为授课语言，而且是白话文与文言文并重。１９０２年由“山东的美国长老会和英国浸礼会成员”起草的文件《联合教育工作基础》，一方面明言“联合学院第一位和最重要的目标是推进基督在中国的事业”，一方面规定“学院用中文授课”。（郭查理著、陶飞亚等译《齐鲁大学》，珠海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６３页）不仅如此，山东的教会学校甚至有大约三分之一的课程是讲授中国的儒学典籍。比如作为齐鲁大学前身的登州学院，“在预科时学生就要背诵４卷《诗经》和２卷《书经》。在学院里则要求学生复述２卷多的《书经》、４卷《礼记》、６卷《左传》和全部《易经》。课程中还包括了以前要求学生背诵的孔子的《论语》和《孟子》《大学》《中庸》以及有关经典的注疏。”（《齐鲁大学》，第２９页）

齐鲁大学对授课语言的选择，不仅是“本地化”的策略，也同那些传教士对西方现代思潮本身的警觉直接相关。比如狄考文（Ｃａｌｖｉｎ Ｗ． Ｍａｔｅｅｒ）就曾坦率地写道：“年轻人着魔般地学习英语，因为英语里有金钱。随着英语图书报刊越来越多，正在播下不可知论、怀疑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种子。”总之，“如果……一开始就在课程中设英语……学校就会迅速地世俗化，就会与学院存在的目的背道而驰。”（《齐鲁大学》，第８１～８２页，７６页）“学院存在的目的”当然是“推进基督在中国的事业”，而至少在狄考文看来，这并不意味着整体地输入西方文化。因此他宁可借助中国自身的传统资源，或者求同去异，或者改头换面，只要这些古老的说教仍然可能收拾人心、整饬世道。当山东基督教大学校务委员会在１９１５年正式批准采用“齐鲁大学”的校名时，“附会儒理”的潜台词已经不言而喻。

圣约翰大学的校名刚好与齐鲁大学针锋相对。无论其创办者对此是否有自觉的意识，当这些通晓汉语的传教士创办学校时，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英语。

圣约翰大学只是在初期将汉语确定为“教学语言”，但是很快便倡导教会教育中的“英语运动”。也许可以说，这些传教士已经充分意识到语言的根本作用；即：语言不仅是思想的载体，其实也是某种观念和价值本身。

后来长期主持圣约翰大学的卜舫济（Ｆ．Ｌ．Ｈａｗｋｓ Ｐｏｔｔ）在１８８７年写给圣公会布道部的一份报告，被视为“教会教育中英语教学派的代表作”，其中认为“华人研究英文犹如西人研究希腊拉丁文，可以增进智慧”；乃至有传教士进而宣称“英语是一种道德语言”，“英语知识能使人具有大多数没有英语知识的人们所缺乏的道德品质。”（《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第２８页）

汉语教学和英语教学并不会影响到教会大学的办学宗旨，然而至少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标志着两种不同的传教观念，也暗示出对于信仰与文化之关系的不同评价。于是恰如吴小龙的“细节”所示，这在齐鲁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分别引发了“关于英语的斗争”和“关于汉语的斗争”。

齐鲁大学１９０６年的学生罢课，是要求以英语授课。英语课程在１９０７年年底获得校董会批准。（《齐鲁大学》，第７７页）而当圣约翰大学的外籍教员认为汉语的教学方法陈腐落后、“不足以表达抽象的思想”、甚至会导致“精神上的自杀”之时，有中国学生用相似的措辞提出反论：“舍弃民族语言，无异于民族自杀。”结果中文在圣约翰大学“成了‘进步’或‘革命’的语言”。在１９２５年的学潮中，中国教员面对外籍教员的英语发言，最有力的反驳也是将语言与语言所要表达的内容直接关联起来：“吾今日可操国语以语中国人之所欲者乎？”这位发言者就是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在１９４６年圣约翰大学的第二任华人校长上任以后，终于宣布学校的布告一律改用中文。（《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第３３～３５页）

上述的一切，或可为吴小龙所示“细节”提供注脚；而其中的“警示”，我总觉得是小龙力图“诱导”我们参与讨论的话题。以我对小龙的了解，我深知在他那些“诱导”性的“细节”背后，其实已经有他不想说尽的潜台词。而破解其潜台词的另一个“细节”，则可能藏他关于“少年中国学会”的研究之中：曾琦、王光祈等两位最为激烈的批判者，晚年居然成为了天主教徒。

我无法将这“细节”的“警示”说尽。不同的读解可留待小龙的亲人，以及在小龙弥留之际帮助他的友人钟志邦先生。

少年中国梦

黄 波

“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梁任公这段激情澎湃的文字，国人耳熟能详，建成一“少年中国”，也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在追怀这一梦想的时候，人们自然不会忘记上个世纪初那个径以“少年中国”命名的民间社团组织。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出现的历史最久、会员最多、分布最广，而其分化和实质性解体又最令人惊奇的一个社团。当其盛时，几乎囊括了那一时代的杰出青年，堪称风云际会，而这样一个荟萃精英的庞大组织，从分化到解体，虽只有短短两三年时间，却仿佛瓜熟蒂落般自然而然，局外人几乎看不出这种分化、解体中有什么剧烈动荡，不能不让后世读史者困惑和茫然。之所以会如此，除了文献不足征之外，后人对这一段历史有意无意避讳也是原因之一。我常常奇怪，后来被贴上“左”“中”“右”标签的许多人物，溯其平生，都与少年中国学会大有渊源，可是在提到这一段历史时却往往语焉不详，就连被公认为少年中国学会之核心的王光祈，人们追忆其功业，也似乎都愿意浓墨重彩地表彰其后期在音乐学上的贡献，至于少年中国学会期间，其思想和言行则一笔带过。而在论述李大钊这样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左翼”人物时，人们倒是乐意提及少年中国学会，只是因为要彰扬李氏的不妥协精神，又不能不把与李氏趣向不同的人弄得过于脸谱化。老实说，由于以上种种，少年中国学会的面目越来越不清晰了。

然而有意无意将少年中国学会模糊化的近代史会是完整的吗？现在，我们终于等到了国内关于少年中国学会的第一部专史，这就是已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吴小龙先生的大著《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８月版，以下简称《研究》）。这本《研究》的篇幅并不算大，除去附录，大概不到二十万字，可是涵盖少年中国学会的所有相关问题几乎都论到了，而且许多焦点性问题，作者都有理有据推翻了陈说。此书能取得这些成绩，首先得归功于作者在资料占有方面所费的心力。读完了《研究》，我有些明白了，在吴小龙先生之前，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专著出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过去在另册之列的人物的著述了解不够，甚至不敢去了解。比如研究少年中国学会，怎能不读李璜、曾琦、左舜生等“国家主义派”巨魁的文字？怎能仅凭别人转述转引的二手资料，就草草对前人做盖棺之论？而吴小龙先生对少年中国学会的各派重要人物的史料，都下了钩沉索隐的功夫，这是写出一部客观的少年中国学会史的首要前提。其次，笔者还要称许作者坚持回到历史现场的学术精神与平和的写作心态。近代以来，少年中国学会的历史被遮蔽和误读者甚多，其中自有客观时势之下不得不然的因素，但现在已没有理由不还历史一个真相。正因为作者坚持回到历史现场，所以，少年中国学会分裂的缘由，以及不同人物在分裂过程中的不同作用等等，读者通过书中引述的那些已为陈迹的文字，已知大半；正因为作者有平和的写作心态，所以他看问题常能超越一时之风尚。作者在书中提出：少年中国学会内部的争论，“并不像在过去的研究中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是发生在共产主义派与国家主义派之间的争论，而是发生在以政治改造为主要取向的会员，和以学术研究为主要取向的会员之间的争论。”作者深刻的洞察力于此可见一斑。

读完《研究》，笔者也禁不住有一些感想，这些感想，有的吴小龙先生大著中已有所论列，但可能限于篇幅和论著体例，笔者读来觉得还不够“痛快”，有的不过是笔者掩卷之余的一缕暇思，总之都是拜吴小龙先生所赐。

感想之一，关于少年中国学会及那一代青年精英，应作怎样的整体评价？我们曾经习惯于用“左”“中”“右”界定少年中国学会中人，并据此来定其是非优劣，现在似有调整之必要。在强调国家认同的大背景下，至少应该承认，那一代青年精英都是怀有救世之忱、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只是在如何救世上，其选择的路径各有不同罢了。

感想之二，“不纯粹”究竟算不算少年中国学会的缺点？没有统一纲领，缺乏一种主义的支撑，一直被视为少年中国学会的软肋，其实证诸后来的历史，我们毋宁说这种“不纯粹”的民间社团组织太少了，还未形成一种力量。如果像少年中国学会这样，并不硬性规定一种共同信仰，而仅仅强调道德操守，让会员广泛、自由地研究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问题的民间组织更多，在中国扎根更久，近代中国的面貌是否会和我们知道的有所不同？现在许多人在谈“中间社会”，少年中国学会之不能长久，是否是近代中国中间社会无法发育的一个缩影？

感想之三，能不能用“救亡压倒启蒙”的模式解读少年中国学会的分裂？少年中国学会的左右两翼，面对近代中国的问题，几乎都是追求根本解决的思路，所以，一个缺乏主义归属，从逻辑上归于组织涣散、行动不力的民间社团在他们看来，终究是缓不济急的。从中能够总结出什么样的教训？

感想之四，少年中国学会的中间人物是否研究得太不够了？左右两翼，因其后来各自的功业，在海峡两岸都得到了深入的研究，相形之下，那些坚持学会应以学术研究为主要取向，而其后半生也沉浸于各种具体“问题”的中间层，却被漠视了不少。这些人物，我们过去总爱以“消极”谥之，及今而视，他们又何尝偏离了当年的少年中国梦，“消极”云乎哉？

……

写完这些感想，本拟和惯常作文一样，写上请作者指正云云，忽然想到吴小龙先生刚刚英年早逝，已无从赐正了。回头翻看《研究》书前所附的作者照片，一张活泼泼的笑脸，虽与吴先生缘悭一面，也不禁悲从中来。